小时候，他们经常带我参加周末的文艺活动、到维多利亚剧院看不同团体的汇报演出。平日我喜欢翻看他们的旧照片、藏书、笔记甚至成绩册，在那个连“祖国”这个概念都不能确定的年代，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心目中理想未来的憧憬，是我很多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最精彩的“故事书”。
在那个时候，听长辈们聊天，“李光耀”三个字很少是褒义的。他的语文政策让叔辈们求学之路受影响、拿着大学文凭只能做中学毕业生的工作。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强悍演说和严厉的语气，也让还是个孩子的我感到畏惧。
这种畏惧感在当记者的这些年里一直存在着，而且很真实，特别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工作。那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多下台，他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初生之犊的我尝试拿一个经典的语录，我第一次向他提问：你曾经说过苏哈多你亲密的朋友，他的下台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用很锐利的眼神望过来，指着我问：“你是哪一份报纸的？做了多久？”
在来记者会之前，很多前辈就已经警告过我，他会当众“审问”你的背景、学历，甚至婚姻状况等等，所以最好把答案准备好，但是当真的面对他的“审问”时，心里还是会打颤。
“李光耀”在当记者的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你很想就近访问，却又害怕招架不住反被他问倒的人。
最近一次见到他是2013年。那一年因为参与《李光耀图片人生》的工作，仔细阅读了他的回忆录、他同时代其他人的回忆录和文章，还有数以千计的图片，像走一趟时间旅行一样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知道我们是从怎么样的乱局中走出来，进而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他把这个小红点推到国际的意义。
过去对他的畏惧，在做图片集的那段日子里，变成敬意。如果能有他一半的投入和用心，大概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了。
在星期四凌晨，报纸清样后，我下定决心不论排队多久，也要去给他鞠个躬。
每一个自认有想法的年轻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总会不认同对李光耀的某一些政策和做法，也会对他近乎偏执的坚持提出异议。但如果放在客观的历史场景里，人们几乎没有办法完全证明他是错的，因为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完成了别的国家不能实现的梦想。
评论他的人可以用无尽的时间讨论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但是没有人在同样的历史时段和社会条件下，用另外一个方法打造出一个更好的国家。
我国最重要的城市规划师刘太格和他接触多年的感悟是，李光耀的勇气来自思考得透彻，他说过，当你谨慎思考过一个问题，你就不会再介意人们怎么说，之后你就有勇气去做。
这也是为什么他2010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谈到后人会如何评价他时，他这么回答：“让我告诉你一个中文成语：盖棺论定。我并不是说自己做的全是对的，但我做的一切都有个高尚的目的。”
李光耀先生用了一生塑造这个我们引以为傲的国家，虽然他说过如果新加坡有事，他会从坟墓里站起来导正，但是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告诫的修辞。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习惯一个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世界也会就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始终是东南亚的一个小红点，要怎么在下来日益复杂的环境里生存？会不会再有像他一样能在思考透彻后有勇气做决定的领袖？有没有能够以睿智和远见在国际间为新加坡力争每一寸利益的政治家？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那一幅画还会不会美？
这些是越来越懂得质疑的新加坡人，更需要问的问题。
韩咏梅撰写
（本文刊在3月2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